《表5 在不同调节变量水平上领导风格通过上司支持感对建言行为的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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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式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激励内化机制研究——中庸思维调节下的跨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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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上司支持感中介作用后半段是否受中庸思维的调节，表4结果表明: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显著正向影响上司支持感（β值分别为0.67和0.66，P<0.05）；上司支持感对建言行为具有正向影响（β值分别为0.19和0.12，P<0.05），中庸思维正向预测建言行为（β值分别为0.19和0.19，P<0.05）；上司支持感和中庸思维的交互项，无论自变量是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都正向影响建言行为（β值分别为0.15和0.13，P<0.05），表明中庸思维的调节效应显著，假设H6a得到支持。通过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考察中庸思维作为调节变量在不同取值条件下的间接效应。PROCESS运行结果如表5所示，仁慈领导通过上司支持感对员工建言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在高水平中庸思维下达到显著水平，间接效应为0.23（置信区间为0.08，0.40），置信区间不含0；在低水平中庸思维下，该间接效应为0.03（置信区间为-0.13，0.15），由于含0置信区间，因此间接效应不显著。同理，德行领导通过上司支持感对员工建言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在高水平中庸思维下达到显著水平，间接效应分别为0.17（置信区间为0.01，0.32），置信区间不含0；在低水平中庸思维下，该间接效应为-0.01（置信区间为-0.11，0.11），由于含0置信区间，因此间接效应不显著。由此可见，无论是仁慈领导还是德行领导为自变量，高水平的中庸思维都正向调节上司支持感对建言行为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