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地区教育水平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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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物流业非均衡发展态势及协调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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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表1。

（2） 教育水平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基于研究目标本文选择运用层次回归方法对地区教育水平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同样对交互项进行数据中心化处理，形成新变量C＿EDUit×LVit和C＿EDUit×FDIit，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由模型（1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对资本投资效率产生了抑制作用，并且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形成中部高于东部，东部高于西部的“倒U形”作用效果。但东中部与西部地区所产生的主要原因存在一定差异性，东中部地区教育水平提升对资本投资效率提升所产生的抑制作用主要原因可能包括两方面:其一，东中部地区物流业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现象，在地区教育水平提升作用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产出大幅度提高，但在此过程中东中部地区物流业为获取更大收益，追加的资本过度从而导致资本投资效率下降，造成地区教育水平提高反而抑制了资本投资效率的提升的表象；其二，由于东中部地区物流业私有化程度高于西部地区，且存在金融压抑现象，东中部地区物流业融资困难，所增加的投资融资成本较高，并抵消了由教育水平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而增加的产出，从而抑制了资本投资效率的提升，导致地区教育水平提升反而抑制资本投资效率提升的表象。与东中部不同，西部地区由于环境、就业劣势，高素质劳动力流失严重，并且地区行政干预严重，在以上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不能将教育水平提高转化为高素质劳动力，从而产生了地区教育水平提升对资本投资效率提升的抑制的表象。并且在上文物流业资本投资效率提升的基础条件检验中，尽管劳动生产率对资本投资效率产生了正向推动作用，但很可能并非是依托于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很大可能是依托于先进技术或管理的直接引进。从模型（13）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教育水平提高可以调节对外开放水平从而提高物流业的资本投资效率，但无法通过调节劳动生产率从而正向推动资本投资效率提高。中部地区则可以依托地区教育水平调节劳动生产率促进资本投资效率的提升，但不能有效调节对外开放水平从而促进资本投资效率提升。西部地区则与东部地区相同，可以通过地区教育水平提高调节对外开放水平从而促进资本投资效率提升，而不能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调节正向推动资本投资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