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的多层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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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户籍差异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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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教育和收入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分别为0.247和0.249，这说明与“低收入家庭”和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居民相比，“高收入家庭”的文化消费增加24.7%，高教育经历的居民的文化消费要增加24.9%。非市民和教育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说明由户籍差异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教育得到弥补。非市民和收入的交互项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却不显著，而且系数很小，因此初步判断，非市民虽然在城市获得高收入，但是并不能明显改善户籍对文化消费的不利影响。在模型2中，就阶层认同而言，收入和教育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分别为0.688和0.175，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更高水平的收入和教育可以提升居民对于社会的阶层认同水平；但非市民与教育、收入的交互项都不显著，这说明高水平的收入和教育可以提升居民对于社会的阶层认同水平。在身份认同作为因变量的回归中，非市民与教育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说明接受过高水平教育的非市民更倾向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但非市民和收入的交互项却不显著，这说明高收入对于改变非市民对于自己是否是“城里人”的身份认同感帮助不大。在模型3中，阶层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系数显著为正，非市民和教育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非市民和收入的交互项系数依旧不显著。这说明对于带有中介的调节效应而言，教育可以改善户籍对文化消费的抑制影响，而且可以改善户籍对身份认同的不利影响，进而提高文化消费；但是就收入而言，这种作用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