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国际化董事会与高管自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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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董事会是高管自利行为的“避风港”还是“防火墙”——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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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下表同。

进一步的，表4中第（3）（4） 列报告了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OVERPERKS）的影响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不管是用GB＿DUM还是GB＿RATIO度量董事会的国际化程度，国际化董事会与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国际化董事会通过发挥监督职能有效抑制了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而且随着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其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的治理功效也相应增强。上述结果共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同时也充分揭示，区别于本土董事对高管的“同理心”，国际化董事可能更崇尚规则导向下的监督职责，其对高管通过在职消费等隐蔽途径进行的攫利行为保持了较强的洞察力，能够及时识别并有效遏制，从而对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展现出“防火墙”功能。同时，上述结论也为杜兴强和谭雪所提出的“国际化董事会具有监督职能”的观点提供了新的印证[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