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国际化董事会、董责险购买与高管自利行为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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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董事会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时俱进”还是“制度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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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可知，当被解释变量为OVERPAY时，DOI×GB＿DUM和DOI×GB＿RATIO的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当被解释变量为OVERPERKS时，DOI×GB＿RATIO、Ln BAOE×GB＿DUM和LnBAOE×GB＿RATIO的系数均至少在10%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表明随着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的提升，董责险购买与高管自利行为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增强，上述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3b。这也揭示，出于发挥董责险鼓励高管进取等功效的考虑，国际化董事会或许对于高管在薪酬激励方面的显性自利行为释放一定程度的容许度；但与此同时，受董责险“庇护”的高管可能更激进地为其获利正当性做“充分辩护”，不仅可能以薪酬市场化等藉口为由“游说”国际化董事会实施更“柔性”的薪酬政策，还在客观上增添了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显性自利行为进行实质性判断的“噪音”干扰。由此，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显性私利攫取的监督效果无形中大打折扣。另外，作为“规则导向”治理价值观的倡导者，国际化董事会倾向于对高管通过“暗室私心”的方式进行寻租的行径予以零容忍，理所当然会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保持警惕。因此，在董责险有效抑制高管隐性自利行为的同时，国际化董事会将“把薪助火”，进一步强化对高管隐性寻租行为的遏制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