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基于性别差异的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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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工人主观幸福感、组织公民行为以及离职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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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5；**P<0.01；***P<0.001

如表4所示，在男性的离职行为分析中，主观幸福感中的精力变量对于不离职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M4，β=0.518，P<0.001）；精力变量对于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M5，β=0.809）；将精力变量与组织公民行为变量一同代入对不离职行为的回归方程中，精力变量的系数不再显著（M6，β=0.252，P>0.05），组织公民行为的系数依旧显著（M6，β=0.799，P<0.001）。通过bootstrap检验中介变量系数95%的置信区间为[0.37，1.455]，并不包含0，且方程的拟合程度由0.3上升到0.36。组织公民行为在精力与离职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如图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