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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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不文明行为对酒店员工服务主动性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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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286；*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数值为各量表的ɑ系数

（3）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运用Edwards和Lambert[38]的调节-中介程序对假设H6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见表4。分析结果显示，酒店员工的家庭不文明行为对顾客服务主动性行为的间接作用在情绪智力的不同水平上表现出显著差异（Δβ=0.03，p<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01，0.064]，不包含0。具体地，对那些情绪智力水平较低的酒店员工，这种间接效应更加强烈（β=-0.04，p<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90，-0.003]），而对那些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酒店员工，这种影响则相对较弱（β=-0.01，p<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48，-0.001]）。因此，假设H6得到支持。从表4还可以看出，第一阶段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Δβ=0.26，p<0.01)，99.5%的置信区间为[-0.446，-0.055]，不包含0，说明情绪智力在家庭不文明行为与心理困扰的作用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由此，前述假设H5得到进一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