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工具变量：投资者风险容忍度变动与家庭债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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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风险容忍度与家庭债务规模——后危机时代的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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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表示标准差；***、**、*依次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up＿stock1、up＿stock2、up＿attitude依次表示投资者2015年以广义股市参与、狭义股市参与、主观风险态度衡量的风险容忍度相对于2013年上升；stand＿stock1、stand＿stock2、stand＿attitude依次表

考虑到对模型（11）的估计中可能存在由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而本文未发现适合该问题的工具变量，因此我们采用异方差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2）[28]。表5中第（1)～(9）的过度识别检验显示，Hansen J统计量均接受原假设，即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表5中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后，三种口径衡量的风险容忍度上升对家庭的负债规模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风险容忍度不变对家庭债务规模余额的影响也不显著。但客观风险容忍度下降对于家庭负债规模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即当投资者更加厌恶风险时，家庭将更不愿意借债，由此导致家庭部门债务规模的下降。对以上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家庭风险容忍度下降会显著降低负债规模，但风险容忍度上升对家庭负债余额的影响并不明显。客观风险容忍度以家庭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为衡量标准，故以上结果说明以家庭股票投资衡量的风险容忍程度下降时，其负债行为也变得更加谨慎，家庭在债务问题中进一步“延续”了股市投资的保守态度。而家庭风险容忍度上升对家庭债务规模影响不显著，说明尽管家庭在客观行为和主观态度上变得更加“激进”，但在负债问题上未能显著地反映这一变化，这也体现了投资者的短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