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效应:发展效应还是债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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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效应:发展效应还是债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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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ontrols包括WTO×Infras×Post、Res×Infras×Post、Pgdp×Infras×Post。Country-Year FE表示“国家—年份”联合固定效应，Country-Sector FE表示“国家—行业”联合固定效应，Sector-Year FE表示“行业—年份”联合固定效应。所有回归采用标准误。

研究表明，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差异是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Habib and Zurawicki，2002）。并且，地理距离可能是影响制度扩散的关键变量，相距中国的地理距离越大，与中国的制度距离可能相差也越大。因此，地理距离可能通过影响制度距离，进而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交通投资。为排除这一因素对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进一步控制中国企业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Institution）进行工具变量回归（3）。表2中第（3）、（5）、（7）、（9）列报告了加入制度距离交叉项（Institution×Infras×Post）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本文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十分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