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内生性检验结果：政策性负担、信息透明度与企业费用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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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负担、信息透明度与企业费用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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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为避免遗漏变量可能产生的估计偏误，本文采用政策性负担的行业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理由如下：（1）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且大多是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面临就业压力时，他们有动机让国有企业分担就业压力，受政府的影响，国有企业很可能承担吸纳富余劳动力的政策性负担。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与其所处行业的政策性负担的均值存在高度关联。（2）国有企业的费用粘性既取决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激励约束机制的有效性，也取决于经理人的价值追求及职业素养等。这些因素与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政策性负担均值没有必然的关联，因而用政策性负担的行业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符合外生变量的要求。具体而言，为有效处理政策性负担与费用粘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模型（2）计算的政策性负担的当年行业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并利用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表5的列（1）和列（3）中全样本和信息透明度低组中的交乘项Lnsale×D×Burden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列（2）中信息透明度高组的交乘项Lnsale×D×Burden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政策性负担强化了费用粘性，而信息透明度提高减弱了政策性负担对费用粘性的负向影响。与前文结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