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企业资产负债水平的宏微观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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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加速器效应与“杠杆率悖论”——基于制造业部门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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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检验水平。

与实际债务负担指标相比,制造企业资产负债率指标的微观响应机制则存在些许不同,而这些差异能进一步映射制造业部门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与问题:(1)企业个体特征中,沉没成本对于资产负债率和实际债务负担的影响方向不一致,其倾向于增加微观企业债务负担而降低其资产负债率水平。从逻辑上看,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下,制造企业固定资产比重越高,实际债务负担越高;但如果考虑金融机构行为,受资产专用性因素影响,制造企业的固定资产沉没成本越高,信贷需求越大,其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反而会更强,在资金价格谈判上也会居于不利地位,外部融资上的量价背离也会反向压低其资产负债水平。(2)企业效益特征中,差异主要出现在应收账款占比和存货占比变量的实际影响上,这两个指标的提升在增加制造企业财务负担的同时反而会降低其资产负债率水平。这一点也符合现实情况,存货积压和应收账款占比抬升意味着企业经营质量下降,这会提升其外部融资约束,阻碍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因而对资产负债率有负向影响;同时因为新增贷款或贷款续期时的外部融资成本上升,反而会最终增加其财务负担。(3)政府因素方面,补贴强度对于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和实际财务负担的影响方向也不一致,原因主要来自政府补贴的结果问题,在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因为僵尸企业问题的存在,政府补贴往往提供给了那些质量较差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普遍特征是实际财务负担较重,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更高,对应资产负债率也更低(申广军,2016;刘奎甫等,2016)。其余微观因素对资产负债率和实际债务负担的影响方向则保持一致,存量负债越高,资产负债率越高且债务负担比重越高;应交税金越高,外部融资约束越小,因此资产负债率和实际债务负担越低;对政府的单位产值税收贡献越大,越容易得到融资支持,在“保护落后”模式下,资产负债水平和债务负担反而会更高;企业真实盈利能力越强,越有助于降低资产负债率水平和实际债务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