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打车软件、专车和网约车话语框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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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话语框架与政策设计:以网约车政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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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X2=40.16，P<0.01。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和制作。

网约车在出现之初被定义为“打车软件”，中央政府称为“电召服务”。“打车软件”除了不以“扫街”的形式招揽乘客，“与传统出租车没有本质差别”（王涛，2014）。2013年5月8日工信部产业政策司（2013）发文称:“我国电召市场出现了新态势……第三方移动叫车系统……成为电召领域的有力补充”；2014年5月27日《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交办运[2014]137号）出台，明确将手机软件召车界定为出租车电召服务的一种方式，确定了其社会建构的边界。从话语框架来看（表4），“打车软件”更多是在行业属性框架下被建构（占比35.3%），如“出租汽车电召的一部分”“电召系统的补充”。同时，交通运输部也利用了其他话语框架对其进行建构，特别是类似于“新经济业态”“分享经济”等标签所指向的资源配置框架（占比29.4%，仅次于行业属性），改革话语如“冲击传统出租车市场”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