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权力结构、社会建构与政策收益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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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话语框架与政策设计:以网约车政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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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不同目标人群的权力-社会建构组合，可以解释政策收益的分配（表6）。随着私家车被建构为“越轨者”，政府加诸了更多的惩罚性政策工具。《暂行办法》严格规定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和驾驶员条件，既需要获得《道路运输证》，也需经过考核获取《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并且新政中也明确了相关惩罚手段，例如“对每次违法行为处以5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下罚款”。（2）被建构为“竞争者”的出租车则维持了自身地位。虽然网约车对出租车产业造成了实质性冲击，但《暂行办法》遵循“差异化”逻辑，将网约车视为出租车产业的同时，将其定位为“高端、私人”的服务。出租车的实质利益被保留。虽然网约车的合法性地位和“改革者”的标签得到确认，但隐性地承担了更多的政策负担:一方面，私家车成为“越轨者”，网约车司机的退出使网约车遭受打击；另一方面，随着中央政府将政策细则的制定权下放到地方，地方更有可能沿着安全和稳定的逻辑设置更高的门槛。从中央层面而言，其获得的利益更多是象征性的和“修辞性”的（Schneider&Ingram，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