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9 考虑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滞后影响 (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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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O兼任董事能够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吗——基于产权性质和投资者法律保护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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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Hausman检验的p值在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低的子样本中小于0.01，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在其他样本中均大于0.01，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在上述基本回归中，本文使用2009~2014年王小鲁、樊纲等[25]对各地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项目的评分结果作为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变量Protect的取值来源，而该评分在各地区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在2009~2014年间增长近一倍。考虑到这一变量作为外部治理环境的衡量指标，其增长对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在五年期间内可能并不明显，本文借鉴刘彬[27]的做法，不考虑该评分在五年间的增长，而是取2009年各地区的评分作为变量Protect的取值来源重新进行横截面回归（表8）和面板回归（表9）。经对比，结论与前文并无实质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