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行业管制、外部治理环境与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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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管制、外部治理环境与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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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估计T值。

（3） 假设3的回归分析。为检验假设3，本文以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为被解释变量、外部治理环境为解释变量、行业管制为调节变量，利用模型3对行业管制、外部治理环境与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Adj_R2值分别为0.275和0.277，均远远大于0.1，表明模型3与主要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拟合度，模型3的构建是合理的。从表中的回归分析结果上看，行业管制INS与市场化进程Market的交乘项INS*Market与正向额外薪酬ε1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64，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与高管的负向额外薪酬ε2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01，表明两者之间正相关但并不显著，由以上分析可知行业管制抑制了市场进程化与高管正向额外薪酬，对负向额外薪酬没有显著的提升或抑制效果；行业管制INS与政府干预指数Gov的交乘项INS*Gov与正向额外薪酬ε1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03，表明两者之间正相关但并不显著，与高管的负向额外薪酬ε2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118，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由以上分析可知行业管制抑制了政府干预指数在不促进高管正向额外薪酬的前提下抑制了负向额外薪酬；行业管制INS与法治水平Lawt的交乘项INS*Law与正向额外薪酬ε1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212，表明两者之间负相关当并不显著，与高管的负向额外薪酬ε2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198，表明两者之间负相关但并不显著，由以上分析可知行业管制并没有削弱法制水平对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的提升作用。综合以上分析，行业管制促进了外部治理环境对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的约束程度，充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