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反腐新政实施对监事会主动设置与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影响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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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主动设置与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基于制度环境的共时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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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政治文明风气提升对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的作用，本文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作为政治文明转变的时间节点[19]，将样本划分为反腐新政前和反腐新政后两组分别回归（如表4所示）。全样本回归模型中反腐新政实施前后公司样本对比发现，虽然监事会独立性主动设置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但十八大后样本组监事会独立性主动设置的回归系数为-0.077，通过1%显著性水平，无论回归系数或显著性水平都明显强于反腐新政前的公司样本组（β=-0.034，p<0.050）。同时，分样本（ABPAY>0）回归结果的对比分析发现，虽对照样本组均表现为1%显著性水平下负向影响，但反腐新政实施后样本回归系数（-0.050）的绝对值明显大于反腐新政实施前样本的回归系数（-0.043）绝对值。另外，反腐新政实施前后的样本组中监事会规模和监事会技术能力主动配置对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及大于零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由此说明，相对于十八大前，十八大系列反腐新政出台后，政治文明软环境的提升更增强了监事会独立性主动设置对高管权力谋求个人不正当货币性私利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但对监事会规模主动设置和监事会技术能力主动配置监督效力的强化并未显见，这为假设3-2提供了经验支持。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述实证结果基本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