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监事会主动设置与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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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主动设置与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基于制度环境的共时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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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下同。

本文通过对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表2列示监事会主动设置与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的回归结果。由表2可知，全样本回归中（1）—（3）结果显示监事会独立性主动设置和监事会技术能力主动配置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监事会独立性和技术能力水平的主动设置能够监督高管货币性的私有收益获取水平，与Dahya等[9]与王彦明和赵大伟[7]的观点契合；但是监事会规模主动设置未发现存在显著的影响。同时（4）—（6）以正向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为因变量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监事会主动设置各替代变量均对高管正向货币性私有收益存在显著反向作用，说明监事会通过规模、独立性和技术能力的主动设置均能对高管获取高于合理收益的异常收益具有抑制效应。另外，鉴于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本文按产权性质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1）非国有上市公司监事会独立性主动设置和技术能力主动配置与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监事会规模主动设置仅对高管正向超额货币性私有收益具有抑制作用，一定程度验证了监事会规模对提升监事会监督效力的重要作用[11]；反观国有上市公司监事会主动设置对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的监督作用较弱，仅在分样本组（ABPAY>0）中监事会独立性主动设置和技术能力主动配置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至此，验证了假设1-2和假设1-3，假设1-1部分情境得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