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分组的被试在运用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差异 (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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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对动态风险决策的影响: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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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01

使用情绪调节问卷对广东某高校482名大学生进行筛查，具体是，个体在认知重评维度上所得的平均分大于等于4，并大于其在表达抑制维度上所得的平均分，且相差2分，则认为该被试习惯使用认知重评策略；个体在表达抑制维度上所得的平均分大于等于4，且大于其在认知重评维度上所得的平均分，则认为该被试习惯使用表达抑制策略[23]。最终共筛选出156名大学生，其中习惯采用认知重评策略的大学生被试78人，习惯采用表达抑制策略的大学生被试78人。两组被试在各自的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上的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两组被试所采用的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明显的偏向性（表1）。随后分别将不同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两组被试随机分配到排斥组和接纳组。四组被试的人数均为39人（排斥-认知重评组:男生19人，女生20人，年龄18～24岁，平均年龄19.21±0.89；排斥-表达抑制组:男生19人，女生20人，年龄18～24岁，平均年龄19.36±0.91；接纳-认知重评组:男生20人，女生19人，年龄18～24岁，平均年龄19.88±1.02；接纳-表达抑制组:男生20人，女生19人，年龄18～24岁，平均年龄19.92±0.95），四组在年龄和性别分布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实验开始前告知被试，其最终获得的实验报酬为10元（RMB）的补偿以及从仿真气球冒险任务中获得的金钱总额，并与其签署知情同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