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股价崩盘与CEO变更:基于盈余管理的分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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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崩盘与CEO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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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中第（1）列至第（4）列，根据单年度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划分，第（5）列至第（8）列根据三年移动平均操纵性应计绝对值划分；t值根据公司个体进行聚类调整（cluster）；*、**、***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上述研究发现，股价崩盘与CEO变更显著正相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股价崩盘向董事会传递了关于CEO过往隐藏坏消息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信息（Kim等，2011；李增泉等，2011）。如果上述解释成立的话，我们不难预期，那些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的公司其股价崩盘惩罚效应越明显。基于此，我们将盈余管理程度作为衡量公司治理水平的衡量指标（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于忠泊等，2011），进一步检验盈余管理程度对股价崩盘风险与CEO变更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具体地，我们采用修正Jones模型估算的操纵性应计绝对值来衡量盈余管理（Hutton等，2009），依据其分行业、分年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进行分组检验，高于该中位数的一组为高盈余管理组，低于中位数的一组为低盈余管理组。表5报告了按盈余管理高低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Panel A和Panel B分别以NCSKEW和DUVOL为股价崩盘风险的衡量指标。高盈余管理程度样本中，股价崩盘变量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在低盈余管理程度样本中，股价崩盘变量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由此可以说明，公司治理水平越高，CEO变更与股价崩盘正向关系越显著，即股价崩盘的确向董事会传递了关于CEO隐藏坏消息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信息，从而导致董事会做出解聘CEO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