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某开放大学评教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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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消费主义倾向及其消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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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效应”存在诸多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剧场，当大家都坐着看戏时大家都能看清演出。突然，一个观众为了看得更清站起来看戏，周围人奉劝他坐下，他却置之不理。情急之下，大家都站起来看戏，最后大家都垫起脚看戏。试问：在高等教育“剧场”中，开大是否可以放弃垫脚呢？栗晓红（2018)[17]运用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以1949年以来的三次重点高校政策为例，剖析了分层陡峭且同质性较强的中国高等教育产生的原因，即政府在高等教育场域不断创设区隔场域位置的大量符号资本（如学位点、重点实验室、985、211、双一流、高校行政等级等），从而拉大高校之间的位置距离，高等教育结构因而显得陡峭；同时，国家设置了同样的晋级通道，即很多符号资本（如硕士学位点）首批仅授予少数高校，然而逐渐授予大多数高校，从而导致高校同质性较强。然而鉴于资本的累积性与转换性，在场域运行逻辑没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境下，低位置的高校实现位置跨越非常困难。同时，随着生源危机的加重，硕博士招生持续扩招，在高等教育场域运行逻辑难以根本改变的背景下，开大毫无选择，即全力以赴参加这场持久的垫脚马拉松大赛，跑到前面，占据更高、更安全的位置，否则必然被赶出剧场。可见，开大高薪重金引进“符号化”的高层次人才、全力培育内部学术型人才、“符号化”引用应用型人才，坚持使用以学术业绩为中心的绩效评聘制度，偏好以“学评教”为中心的教师服务质量问责制度，无非是在生源危机时代获取规模化的学生以获得生存的基础，同时通过“符号化”的高层次人才与应用型人才、“高水平”的学术型人才迅速获得高层次的学位点、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等稀缺性合法资源，以漂移到高等教育金字塔体系的更高位置、更安全的位置，这是一种防御性或自我保护性投资，是不得不进行的豪赌式投资。那么，如何实现投资的建设性、增值性呢？姚荣（2015)[18]研究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变革的经验发现：英国高等教育已逐渐从行政主导的“二元制”演化为多元主体合作的“一元体制下的多元模式”，即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从学术逻辑的垄断逐渐走向学术逻辑与应用逻辑包容性发展与制度化。徐明祥，王艳梅（2019)[19]实证研究表明：应用型本科高校为扭转劣势地位进行了“学术漂移”，学术型大学为响应顾客需求主动进行了“应用漂移”，这种“双向漂移”已击破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双轨制（应用型、学术型）的制度设计。由此可见，开大“引用”“符号化”高层次人才与应用型人才、全力培育学术型人才仅仅是助推消费主义泛滥的表象，而国家行政管控的高等教育场域运行逻辑才是推动消费主义滋生蔓延的深层原因。在“双向漂移”的现实选择下，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行政管控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构建全新的“多元主体（政府、学校、学习者、用人部门等）”合作治理体系及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方能生成新型大学自主的、多元化的发展机制，并消解开大人力资源管理的消费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