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风格》英文译本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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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的泛指与特指——关于中国营造学社命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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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朱启钤先生将学社视为“全人类的学术”，倡导对于西方“科学方法”的引入，认为其能“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1]9。这种气度与胸襟，使得“营造”的泛指与《风格》和包豪斯等西方观念的相遇成为潜在可能。然而这种相遇在历史中最终没有发生，原因不可查考，大致推测为，由于当年国内建筑学尚处在初创阶段，接触到的西方理论较为有限18)，即或有接触，也会因当年西方建筑学界对于《风格》的冷谈态度，以及成立不久的包豪斯在欧洲之外（包括美国）的有限影响而难以发挥显著成效。因此，尽管有资料显示，早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期间，梁思成先生就已经写信给他的父亲梁启超，表达对折衷古典主义教育的某种不满，指它充满“匠气”[11]127，但是直到1945年致梅贻琦的信，“格鲁庇乌斯所创之包豪斯方法”19)才出现在梁思成先生的文字之中，从而使这一可能的“相遇”失之交臂。不过应该看到，相较于东北大学时期的工学院课程表，梁思成先生后来提出的《清华大学工学院营建学系（现称建筑工程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更为鲜明地体现出了可与泛指之“营造”相呼应的“体形环境”建筑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