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新进入者劣势”与“五通指数”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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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入者劣势、累积学习经验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兼论“五通指数”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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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版面所限，未单独列出“新进入者劣势”项下4类距离变量归回结果，相关系数值见表2。

利用“五通指数”重新对基准模型式（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列（1）～列（8）回归结果依次为“五通指数”项下政策沟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及设施联通指数的回归系数及其与“新进入者劣势”项下四类距离指标的交互项系数。列（1）、列（3）、列（5）、列（7）显示，仅“经贸融通”和“设施联通”指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且1%水平上显著），表明当前在“五通”推进过程中经贸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已经对促进中国海外投资产生显著性的积极效果，此实证结果亦与研究假设一致；“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系数虽显示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此“两通”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很好发挥，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双边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对中国OFDI显著且深刻的制约作用密切相关。余下4列回归结果用以验证“五通指数”对“新进入者劣势”的调节作用，对相关变量依次求偏导数值（1），lnofdi/PD=-0.063，lnofdi/ED=0.058，lnofdi/CD=-215.02，lnofdi/lnGD=-1.709，此结果与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大致相符，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基准模型构建的稳健性。其中，“政策沟通”（PI）能够发挥对制度距离的负向调节作用，但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经贸融通”（EI）则显著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且作用效果大于表2中累积学习经验的调节作用（比较两者的偏导数值）。“民心相通”（CI）的交互项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对文化距离的制约作用未降反升（与表3结果类似）。考虑到国家间文化距离是历史上形成的，而“民心相通”推进时间较短，因而效果与预期存在差距也在情理之中。同样，“设施联通”（II）的交互项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对双边地理距离的负向调节作用并不明显（偏导数值略小于表3结果）。此实证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尽管就现实情况而言，当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增速明显，但仍大多局限于近距离国家；整体而言，“设施联通”对地理距离的负向调节作用不及表3中累积学习经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