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手机使用与抑郁调节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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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使用与焦虑、抑郁的关系：一项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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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纳入文献的整体效应量存在高异质性，提示可能存在显著的调节变量。故本研究将对被试年龄阶段、抽样方法、研究地区等6个变量进行调节效应检验（见表3、表4）。结果显示，手机使用性质、发表年代对手机使用与焦虑、抑郁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此外，被试年龄阶段对手机使用与焦虑的关系有显著影响，而研究地区对手机使用与抑郁的关系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问题性手机使用量表所得的手机使用与焦虑、抑郁效应量高于非问题性手机使用量表；发表年代正向调节手机使用与焦虑、抑郁的关系；被试年龄阶段方面，青少年手机使用和焦虑的效应量高于成人；研究地区方面，亚洲手机使用和抑郁的效应量最高，其次是欧洲，北美最低。而抽样方法和性别对手机使用与焦虑、抑郁关系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