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豪杰译”模式表：诗学的钳制:苏曼殊文学翻译变脸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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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的钳制:苏曼殊文学翻译变脸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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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菲弗尔指出:“文化会因为恐惧对自己形象的威胁而抵制翻译，因为相同的原因，诗学亦会抵制翻译。”（Lefevere，2006:128）换言之，仅在文化与诗学的狭小空间而论，源语和译入语是相抗衡的，作为“外宾”的译作企图在译入语环境里生存势必要克服文化和诗学上的不适。苏曼殊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对原文进行的“转换、变形甚至删除”，一方面论证了诗学在翻译实践中的巨大操控力，另一方面也颠覆了译作需忠实于原作的绝对神话。苏曼殊在《拜伦诗选自序》中称:“今译是篇，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柳亚子，1985a:127）显然，苏曼殊认为自己的诗歌翻译“按文切理”、“语无增饰”、“事辞相称”，是忠于原作的，“忠实”乃其翻译主张。然而，在《文学因缘自序》中却说道:“夫文章结构，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绵素馨，迁地弗良，况诗歌之美，在乎节奏长短之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同上:121）这就表明，因诗学不尽相同、“各自含英”，如广东木棉、素馨迁地后发育不良，诗歌翻译亦会让原诗在被移入译入语生态系统后遭遇不良发育，有必要在结构、节奏上对原诗进行重塑、改良，以适应译入语环境。周作人（1998:373）在《艺文杂话》中引用该观点并补充道:“欲翻西诗为华言者，亦不可不知此意，不然则画虎不成，且类犬也。”言下之意，如果不从诗学角度对译作进行适当变脸，“画虎”的翻译初衷最终可导致“类犬”的失败译作诞生。苏曼殊的自我辩护再次证明刘重德、郑海凌、戴从容对其文言旧体译诗的非历史化批评类似缘木求鱼，结论自然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