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2000—2018年波兰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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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东欧的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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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东欧的译介和传播的详细考察和系统梳理，我们发现其中出现过两次翻译高潮，一次是东欧与新中国建交伊始的20世纪50年代，另一次则是进入21世纪以来至今。其间也经历过两次低谷，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东欧与中国关系的疏远，另一次是1989年东欧剧变后的数年间。无论是译介高潮或低谷的出现，还是译语国译介目的或作品选择，都深受国际形势、外交关系以及译语国接受环境的极大影响。诚如宋炳辉所言:“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是中国与东欧国家在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国际关系历史等基础和上层建筑各层面的异同和相互关联的一种反映和折射，正因为这样，在东欧与中国文学的百年关系中，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各个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制约因素。”（1）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文化权力机构的操控在社会主义年代体现得更为明显。文化操控具体体现在翻译对异域文本的选择上，倾向于排斥与本土利益不相符的文本，选择某些文本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其他文本的排斥。而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则进一步淡化，影响译介的因素重心有着较为明显的从意识形态向诗学的转换过程。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1945—1996）将影响翻译活动的要素归结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对于分析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也有着借鉴意义。翻译所造成的文化影响，并不在于语言的转换过程，也不仅取决于原著或译著本身，而在较大程度上受着目的语国社会现实、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翻译的文化转向，就是从关注译本如何生成转向关注译本在译入语的接受、影响、传播等问题。文学的海外传播是影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东欧的译介和传播，作为中国文学传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构筑积极开放的当代中国形象，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