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0 女性地位对性别观念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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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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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中为标准误；（2）*、***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3）控制变量和区域特征皆同上表4。

从回归结果（见表10）来看，不论是在家庭地位低组类还是在家庭地位高组类，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都呈现出显著性的影响。对比两个组性别观念的回归系数和回归方程的R2可以发现，回归系数和R2皆发生了显著性的改变，家庭地位高组类中性别观念的系数以及拟合优度更大，因而证明了家庭地位对性别观念的调节效应显著。在家庭地位低组类，性别观念每提高1个单位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概率会提高0.2%，而家庭地位高组类性别观念每提高1个单位已婚女性外出务工概率上升1.4%。可见，家庭地位高组类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作用效果更大。这表明，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可以有效提高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作用效应，从而使女性的外出务工概率大大增加。女性家庭地位对性别意识与外出务工的调节效应之所以明显，在于当女性家庭地位越高时，其拥有的家庭决策权越大[51]，从而较少受到家庭规范的约束。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是造成夫妻间家庭权力和地位的关键因素[34]。由于传统的“父权制”的约束，与男性相比，女性往往会在家庭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使得女性的劳动时间分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发生冲突[52]。同时，长期以来的社会规范和制度风俗形成的话语权对女性在家庭社会中形成了无形的制约，女性在家“相夫教子”“勤于家务”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53]。如此，当女性的家庭地位较低时，即使女性的现代性别观念较强以及外出务工的意愿强烈，但是由于客观家庭地位和权力的制约，导致其外出的可能性降低，其现代性别观念和客观地位的不符合降低了外出务工的概率。当女性家庭地位越高，性别观念越倾向于现代性别观念时，女性在家庭中的客观地位和主观意愿相符合时，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