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 稳健性分析:二阶段GMM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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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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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2）括号为t值。

第一，内生性问题。非国有股东进入国有企业的程度受到政府放权意愿的影响，而政府对国企较少的干预也将提高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辛清泉、谭伟强，2009），为此，本文采用二阶段GMM回归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参考Fan等（2013）的做法，本文选取各个省份的沿海港口数量（SEA_PORT）、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是否被迫开放为商埠（COM_PORT）以及是否是租界（TERRITO-RIES）（5）作为国企改革程度的工具变量。首先，临海国家或地区更容易与其他国家交流，故一个地区的港口数量与其制度发展密切相关，即港口数量越多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国企治理机制比较完善从而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其次，地区港口数量与国企高管的薪酬敏感性无关（6）。因此，地区港口数量（SEA_PORT）满足了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两条标准。同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王朝闭关锁国，中国中断了与其他国家的交流，而之后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和条约要求中国政府开放部分通商口岸，并设立租界，以允许外国资本进行投资办厂、传教和开办学校等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因此，商埠和租界地区的制度建设和国企改革可能比较完善，而国企高管的薪酬敏感性与所在地区是否是商埠或租界也关系不大（7），故一个地区是否为商埠（COM_PORT）及是否是租界（TERRI-TORIES）也满足工具变量的两条标准。表7报告了二阶段GMM回归的结果。列（1）~（2）是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SEA_PORT显著为正，表明港口数量较多的地区，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较高。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比例越高，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也较高。此外，Hansen统计量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本文对DJG_NONSOE进行二阶段GMM回归的结果类似（EBIT×DJG_NONSOE的系数在5%水平显著为正，限于篇幅表格未报告），因此，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基本结论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