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 稳健性检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TS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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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税收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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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公司的税收规避程度会提高，但这一结论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般而言，内生性问题存在三种可能，即样本选择偏差、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关系。由于已经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季度平均的滞后一期值，因此排除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数据来源于统计分析，容易受到很多因素干扰，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和遗漏变量问题（未报告的“连接检验”结果拒绝“无遗漏变量”的原假设）。借鉴已有文献使用“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的做法（Wanget al.，2014；Zhanget al.，2015）[25][26]，本文选取“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的滞后两期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来实现。表7列示了二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第（2）列和第（4）列的内生性检验（DWH检验）的χ2（1）统计量p值小于0.1，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确实是内生变量，可以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第一阶段F统计量均超过10，表明所选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避税正相关且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即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仍能提高公司税收规避程度。这与前文的结论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