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财政支出乘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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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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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陈诗一，陈登科：《经济周期视角下的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8月。文一：《政府支出扩大是免费午餐么来自中国的证据》，美联储工作论文，2013年。

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如何，人们的主观评价是其拉动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但如果从治理经济衰退的角度来看，其主要指标则是财政政策乘数大小（郭庆旺，2004）。马拴友（2001）利用拓展的IS-LM模型测算1998-2000年我国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2.19、2.16和2.15，逐年下降。郭庆旺（2004）利用传统的IS-LM模型测算我国财政政策乘数，结果显示乘数由1998年的1.74逐渐下降到2002年的1.56，同样表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在缓慢下降。陈诗一（2019）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呈现出明显的逆周期特性。经济低迷期如亚洲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财政支出乘数为0.85，而经济繁荣期的数值为0.37，前者为后者的2.3倍。目前，财政支出乘数的具体数值存在较大争议，但对于经济萧条或衰退期乘数会大于经济繁荣期这一点达成了共识（文献整理如表1）。多数文献采用传统的宏观计量模型测算乘数，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文献利用横截面识别策略———地理分解的面板数据集（geographically disaggregated panel datasets）来研究政策的宏观经济因果效应。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用该方法来估计地方政府的地区财政支出乘数（Chodorow-Reich，2017）。虽然，地区财政乘数并不能直接回答国家层面的财政刺激效应，但是地区财政乘数在区分不同经济周期模型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Nakamura和Steinsson，2014）。那些具有地区较大乘数的模型意味着产出对需求冲击有较强的响应。在这些模型中，当货币政策为零利率下限（ZLB）时，总的乘数很大。正因为如此，近期的地区财政乘数的估计为总的财政刺激效应提供了强有力的间接推断。IMF(2017）采用传统估计模型结合中国国情，从地方政治周期切入，利用省委书记任期作为刺激政策外生变量的来源，来估计中国的信贷和财政乘数。结果显示，中国财政政策乘数从2001-2008年的0.75上升到2010-2015年的1.4，2001-2015年期间的均值为0.8，随着产出增长放缓，财政乘数增加，这一发现与有关财政乘数与经济状况之间关系的文献一致。在实证分析中，尚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来评估不同情形下的财政政策效果，政策效果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贸易开放度、劳动力市场刚性化程度、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大小，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债务水平高低和公共支出与收入管理效率等，而对于影响财政政策的长短期效应，则包括政策工具的选择、经济周期阶段等多种因素（IMF，2014）。一般来说政府投资乘数不会显著大于政府消费乘数，税收乘数也不一定小于支出或投资乘数，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乘数差异很大，大国的乘数往往较大（Spilimbergo等，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