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9 调节变量的内生性检验：伦理型领导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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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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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括号为聚类稳健性标准误（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模型包含年份、行业和省份虚拟变量。

此外，绿色创新能力高的企业往往具有浓厚的“仁义礼智”等伦理文化，这也会影响企业高管的伦理特质；而高管的决策又会影响绿色创新战略的实施，从而影响模型估计的一致性与无偏性。鉴于此，本文参考王超发等（2020）研究，采用内生变量替换法以缓解调节变量（伦理型领导）的内生性偏倚问题。参照Brown等（2005）以及曹洪军和陈泽文（2017）的研究，本文采用“高管是否重视对下属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予以规范与处罚”作为人文关怀导向伦理型领导的代理测度；采用“高管制定的预算计划是否包括环境投资与绿色采购等经营活动”作为环境可持续发展导向伦理型领导的代理变量。表9结果表明，基于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与上述研究结论无显著差异。此外，遗漏变量也有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尽管本文已将许多控制变量纳入研究模型，但为进一步解决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财务绩效和环境社会责任绩效滞后一期进行动态模型估计，并且以内生变量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为工具变量，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Two-step SYS-GMM）来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表10和表11的回归结果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一致，此外，Hansen检验结果证明系统GMM估计是有效的。因此，估计结果具是稳健性，即本研究结论得到进一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