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四大理论对政社关系和政策实践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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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微观服务迈向宏观实践：服务为本的制度性政策实践的本土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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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国内社会工作学术界的讨论来看，我国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的关系不是西方公民社会背景下的相互独立关系或平等伙伴关系，而是一种边界模糊的嵌入关系（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王思斌，2011；黄晓星、杨杰，2015）。社会工作机构在嵌入式发展过程中与政府的边界是模糊的，社会工作机构很难与政府建立西方意义上的平等伙伴关系，并且在实践中常常需要满足政府提出的超出服务协议范围的要求，而非只需依据机构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开展社会工作实践，这种政社关系边界的模糊甚至导致了社会服务行政化、服务重量不重质、逆专业化、犬儒专业主义化、社会工作者“伙计化”等后果（朱健刚、陈安娜，2013；刘龙强，2014；黄晓星、杨杰，2015；Chan and Lei，2017；Lei and Huang，2017；陈家建、赵阳，2019）。在此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实践的模式很可能与西方有着很大区别，需要进行探索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