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变量说明：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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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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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Treati，t是虚拟变量，为模型中的核心变量，表示当公司i在t年状态为“沪港通”开通，能够实现互联互通取值为1，否则为0；Salary表示上市公司高管的货币薪酬水平，借鉴马惠娴和佟爱琴（2019）的做法，采用货币薪酬额位列前三名的董事、监事及高管的薪酬均值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ROA为资产收益率，用来衡量公司业绩。当交互项ROAi.t×Treati.t的系数β3显著为正时，表明“沪港通”机制能够提升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从而证实假设1。同时，笔者在模型中还纳入了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独立董事占比（IR）、成长性（GR）、股权集中度（Top1）、董事会规模（Board Size）、审计质量（Big10）、市场化进程（Market）、上市年龄（Age）以及高管持股比例（MSR）等控制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模型中采用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控制了不同行业的特征差异，通过公司固定效应（Firm）控制了列入“沪港通”股票列表的标的公司和未列入“沪港通”股票列表的公司之间的特征差异，还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Year）来排除因时间变动而产生的经济周期、政策行情等宏观因素的变化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为了验证假设2，按照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将全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组子样本，并分别进行DID回归，考察“沪港通”机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在两组样本中的差异。变量说明详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