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婚姻状态对劳动参与的基准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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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入内生性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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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是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个人特征既影响市场工资水平又影响保留工资水平，因此在基准方程中首先考虑个体特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表2是基准方程的回归结果，基准回归方程考虑了婚姻状态、教育年限和年龄这些个人特征对劳动参与的影响。教育和年龄都是被已有文献验证过的对劳动参与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年龄体现了参与劳动的生命周期特征和潜在工作经验，一般来说年龄与劳动参与率呈倒U型关系，在达到峰值前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而上升，达到峰值后年龄越大劳动参与概率越低；教育年限反映的是人力资本含量，通常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参与概率越大。由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婚姻状态对男性的劳动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女性的劳动参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农村，已婚男性的劳动参与高于未婚男性，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低于未婚女性。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年限与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关系和预期一致，显著为正，但与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的关系显著为负。通常来说教育程度越高，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也越高，另外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增强自我实现的意识，参与社会劳动的需求也更迫切，因此预期教育程度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正相关，城镇女性符合这一特征。与罗芳、鲍宏礼的研究一致，本文也发现农村女性教育程度与劳动参与率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在家庭中有较高的议价能力，[19]而教育给农村女性在工作机会和工资方面带来的优势十分有限，因此她们更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年龄和年龄平方项表示的是女性参与市场劳动概率在其生命周期中的变动方式，年龄平方项为负，一次项为正且二者都显著表示的是劳动参与概率与年龄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年龄可以看作潜在工作经验的代理变量，在退休之前年龄的增长会提高劳动参与的概率，但增长的速度是下降的，与预期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