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普惠金融对城市就业的异质性分析 (低、中低、中高和高城市经济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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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对中国城市就业的影响——基于地区、产业和城市经济规模异质性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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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较为直观的认知是，不同经济发展规模的城市所能承载的就业容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劳动力需求不同的背景下，普惠金融对就业的推动力也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依据经济发展规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所有城市划分为低、中低、中高和高四种类型（3），表5显示了不同城市经济发展规模下普惠金融对城市就业效用的异质性。豪斯曼检验的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固定效应与解释变量无关的原假设，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就核心解释变量而言，随着经济发展规模不断增大，普惠金融的系数由负变为正，系数值不断增大，且在较高经济发展规模下，普惠金融对城市就业的促进效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当经济发展规模处于较低水平时，金融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不够完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此时，小微企业和社会边缘群体面临着较高的金融门槛，资金更多地流向大型国有企业和中高收入群体，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起到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发展规模不断增加，金融市场的结构不断丰富，运行机制也更加完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社会中之前存在的金融抑制得到缓解，小微企业和社会边缘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也不断降低，普惠金融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且日益显著。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中低和中高水平对就业起到促进作用，而在其他经济发展规模对就业无明显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在低水平对就业起到显著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这种作用不再显著；财政支出水平在较低水平时对就业起到抑制作用，在其他经济发展规模时对就业无显著作用；消费水平在较高水平时对就业起到抑制作用，而在较低的经济发展规模下对就业无显著作用。上述的讨论印证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规模下普惠金融对就业的促进效用存在异质性，亦即存在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但对经济发展规模的人为划分并不能准确识别经济发展门槛的数值大小以及门槛的数量，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