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普惠金融对城市就业的基本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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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对中国城市就业的影响——基于地区、产业和城市经济规模异质性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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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t值；表3-5及表8同。

表2反映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城市总体就业水平的回归结果。鉴于投资水平（invest）的方差膨胀因子为10.10，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剔除了该变量。同时，为了保证核心解释变量结果的稳健性，在控制时间及个体效应的前提下，本文逐步引入人口数量、产业结构、财政支出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及消费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1）-（6）所示。豪斯曼检验的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就核心解释变量而言，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逐步引入各控制变量后，显著性水平和方向未发生变化，且系数值明显增加，验证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城市就业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就控制变量而言，人口数量、产业结构的系数均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人口数量增加、第二及第三产业比重增加能够改善就业水平；财政支出水平的系数在（4）-（5）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在引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后，财政支出水平的系数依然为负，但不再显著，可以认为财政支出水平的增加对城市就业起到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消费水平的系数为负，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为了进一步检验普惠金融对城市就业促进效应的稳健性，避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直辖市样本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剔除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重庆市，保留了除投资水平之外的全部控制变量，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再次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值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值较（6）明显增加，进一步验证了普惠金融对城市就业水平促进效应的稳健性；从控制变量来看，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保持一致。表2一系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城市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人口数量、产业结构、财政支出水平、经济发展上水平和消费水平对城市就业影响的前提下，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就业增加。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方式快速转变、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新阶段，就业应该成为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参照指标，只有就业得到切实保障，人民才能真正享有经济增长的红利。普惠金融的发展致力于帮助小微企业和社会的边缘群体，一方面，普惠金融通过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难题，为小微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加了该类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普惠金融通过降低社会边缘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保障该部分群体的受教育权利，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进而拉动了就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