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普惠金融对城市就业的异质性分析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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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对中国城市就业的影响——基于地区、产业和城市经济规模异质性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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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显著，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禀赋及文化特征存在着明显不同，故而各区域的就业环境相异。那么，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不同区域城市就业的促进作用是否具有异质性?表3显示了东、中、西（2）三大区域划分下普惠金融对城市就业的回归结果，豪斯曼检验的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故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考察。就核心解释变量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内均表现为显著的就业促进效应，但不同区域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普惠金融对城市就业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且促进效应最大；而在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系数仅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促进效应最小。得益于较早进行改革开放实践，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劳动力市场需求强劲；此外，高校资源方面的绝对优势以及改革开放所催生的就业意识推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不断增长，从而在金融资源更加普惠的背景下相对易于实现较高就业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均衡。西部地区向来是国家政策扶持的重点区域，金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同样被视为支撑西部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策的倾斜加快了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东、西部发展水平较高而“中部塌陷”的特征。因而相较于中部地区，东部和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对城市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且更加显著。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口数量的增加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就业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而在东部地区的系数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的产业更加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高，纯粹的人口增加并不能推动就业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对人力资本的要求相对较低，人口规模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显著；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增加在三大区域对就业均表现为正向促进，但仅在中部区域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就业的增加，而东部和中部区域的系数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财政对西部地区的倾斜相呼应；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就业的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消费水平的系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系数为负，在西部地区的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