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咭唎国译语》的错误拼读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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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咭唎国译语》编纂流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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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福克斯[1]（93）和杨玉良[6]（46）都注意到“会同四译馆”也刊布过一套《西番馆译语》，共5册，每册100叶，收词2 123个，卷首有“西番馆”字样。这几点与“西洋馆译语”平均收词2 070个十分接近，且叶面布局同样吻合。施向东考察了二者的关系，认为“西洋馆译语”实应以《西番馆译语》为蓝本[7]。结合他们的观点和上述结论足以证明，祖本《咭唎国译语》在编写流程中存在双重标准。其根源在于乾隆敕谕仿照的西番体例实际上对应了先后所刊两版完全不同的汉藏对照华夷译语辞书。第一次是初翻时以《西番译语》为蓝本的工作，包括词目数量、汉字字形、门类内容、排版顺序等方面。第二次是送抵京城后，以已定型的《西番馆译语》为蓝本进行的重新校勘和誊抄。由于当时除在拉丁文馆接受过正规外语教育的满汉译字生外，再无懂外语之人，因此，具体工作自然只能转交他们负责，也即按照已完成的“西洋馆译语”采用统一体例进行重新校勘、编排和誊抄。此流程主要针对汉字字形、词语排列、拼读顺序等方面进行调整。鉴于译字生虽然具有外语基础，但并未掌握英语的拼读规则，这使得其在处理译音时并不能按照既有的拉丁语或其他外语的记录习惯将非重读辅音或尾辅音用小字单独标记在核心译音汉字的上方或下方，只能同行抄录。这就是《咭唎国译语》同时具有《西番译语》和“西洋馆译语”特征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