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海外并购 (按照并购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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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海外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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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回归中的WGI变量为腐败控制指标，样本选择时间范围为2001-2016年，模型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鉴于篇幅有限，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并未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人民消费偏好的改变，中国海外并购的行业出现了结构式的调整。传统的能源、材料行业不再受到国内企业的追捧，而高科技、消费相关行业成为海外并购的主体。因此，区分不同行业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海外并购的关系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我们根据Thomson One Banker全球并购数据库中并购目标企业所属行业（19）对中国海外并购进行分类，并将分组回归结果汇报与表5中。从表5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并购选择还是并购规模，大部分行业中EPU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中国海外并购呈现出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回避特征:当不确定性水平高时，并购倾向下降，且并购规模减小，反之亦然。然而，在12个行业中，不动产、消费性服务以及电信行业的海外并购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不敏感（20）。其中，不动产和消费性服务业是近几年发展较快的并购行业（21）。2014年后，不动产和消费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带来了一波行业投资热潮，投资者们在追求高利润的同时，忽略了宏观经济风险，在进行海外并购决策时较为冒进。以不动产为例，2014年之后，发起并完成的并购交易中，70%的发起方都是金融类投资企业。此外，电信行业通常被认为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而被分类为敏感性资产。近年来，涉及到敏感性资产的海外并购，屡屡遭遇世界各国日益严厉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购成功率较低。然而，一旦成功，会产生较好的协同收益，有利于提升股东价值（李诗等，2017）。因此，企业一旦克服了准入成本，为了获得高市场回报，将会忽略经济政策波动性而实施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