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海外并购》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回归中的WGI变量为政府治理体系中的腐败控制指标。EPU分别使用了中国、全球、澳大利亚和德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样本选择时间范围为2001-2015年。模型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鉴于篇幅有限,其他控制变量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海外并购的影响机制,我们将基准回归中的LnEPU替换为中国以及主要并购东道国(全球、澳大利亚以及德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重新回归并汇报结果于表4。首先,回归中逆米尔斯率都显著,表明两阶段引力模型为适宜的回归模型选择。其次,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并购选择和并购规模模型中都显著为负,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意愿和规模都有所下降。这是由于并购发起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剧企业的财务约束,使其面临更高的违约风险,在这一情况下,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都将下降。第三,全球、澳大利亚和德国代表了中国主要并购东道国的情况(18)。回归结果显示,全球市场以及主要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海外并购选择与规模都显著负相关。并购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增加企业并购后的经营风险,进一步扩大并购等大额投资风险,降低并购可能性。这一结果很好的验证了我们对影响机制的假设。
图表编号 | XD0035045900 严禁用于非法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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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时间 | 2019.01.01 |
作者 | 李亚波、李元旭 |
绘制单位 |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 |
更多格式 | 高清、无水印(增值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