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社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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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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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Boot标准误、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在链式中介模型检验的基础上，再应用Hayes开发的PROCESS PROCEDURE for SPSS软件对社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其结果（表3）显示，两者的总间接效应（0.32，占总效应的53.82%）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由此说明两者在家庭功能与留守儿童情绪健康之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由于“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健康”（间接效应3的路径）构成的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0，即间接效应不显著，故其中介效应由两个间接效应组成:其一，“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健康”（间接效应1的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16，占总间接效应的26.91%；其二，“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健康”（间接效应2的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13，占总间接效应的21.86%。两者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两条路径的间接效应都达到显著性水平。“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能力→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路径不显著，即家庭功能不能直接通过影响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来影响其情绪健康。这可能与本研究主要侧重于家庭功能的亲密度和适应性有关。家庭亲密度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家庭适应性指家庭为了应付外在环境压力或婚姻、家庭的发展需要而改变其权利结构、角色分配或家庭规则的能力[31]。两者都强调家庭作为一种背景性环境的内涵，较少涉及家庭互动的内容，而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形成更多是在与父母的沟通中（如情感和信息交流方式）形成的[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