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上代下”的三种类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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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代下”:工会改革逻辑与多样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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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企业层面的工会改革困难重重,但工会改革的总体压力却在与日俱增。国家要求工会在科层制中“去机关化”和“去行政化”,从高楼大院和文山会海中走出来,建立与工人群体的直接联系,并在劳动关系稳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尤其要防止“职工阵地”被外部组织占领,以增强工会团结引领工人群体的政治能力。但工会又要面对工会体系发生上下断层的事实,上级工会组织和企业工会之间被企业管理层因素所截断,上级工会失去联系工人群体的直接渠道(颜江伟,2007)。在双重压力下,上级工会开始主动向下扩张组织基础,组织重心不断下移,在街道、社区等工厂外区域建设基层组织网络,职业化工会干部以及培育的工会积极分子队伍是主要的组织力量,直接面对工人群体开展工会工作。这种类型的工会改革构成了更大范围内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一部分,并与基层政府的行政组织体系扩张相互呼应。它虽然可以摆脱企业劳动关系束缚,力图绕开企业工会发挥作用,建立与职工群体的直接联系,但也面临较强的局限性。一方面,这种扩张依赖大规模的工会经费,需要更大的财力和物力,投入到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职业化工会干部招募以及劳资风险处置。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去劳动关系化”的结果,虽然避免了来自企业的压力,但工会活动很少围绕工作场所的工资、劳动条件等权益事项展开,而是围绕工人的厂外社区生活展开,“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等传统工会活动与社区活动相结合,用以满足外来务工人群融入城市社区的精神需求,呈现出社会工作化的工会运动(Social Work Trade Unionism)。因此,与其他类型相比,这种类型的“上代下”强度一般,虽然可以在形式上发挥大部分企业工会职能,但在核心维权职能上只是扮演事后处置和风险应急的角色。然而这可以获得地方党政的大力支持,并给予经费的投入,从而成为更大范围的推广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