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亲缘关系与认知差异的调节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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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上马、送一程”: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战略变革与父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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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括号中的数据为t值。

模型（3）检验两代亲缘关系对代际传承与战略变革的调节效应，回归模型（4）检验两代认知差异对代际传承和战略变革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Model5中Preparation和Kinship的交乘项回归结果显著正相关（beta=0.0636，p<0.01），表明二代接班准备和战略变革水平之间受两代亲缘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2a成立；Model6中Preparation和Difference的交乘项回归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beta=-0.0057，p<0.1），这意味着两代认知差异在二代接班准备与战略变革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未得到支持，假设H3a不成立；类似的是，Model7中Epistasis和Kinship的交乘项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beta=-0.0307，p<0.1），意味着两代亲缘关系会削弱二代接班上位对战略变革的负效应未得到支持，假设H2b不成立，而Model8中Epistasis和Difference的交乘项则通过显著性检验（beta=0.0201，p<0.05），两代认知差异会削弱接班上位对企业战略变革的负效应，即H3b得到验证。总体而言，两代亲缘关系越近，接班准备阶段的战略变革越明显（H2a成立），两代认知差异越大，二代接班上位后的战略变革水平越高（H3b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