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八项规定”与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平均处理效应》

  提示：宽带有限、当前游客访问压缩模式

本系列图表出处文件名：随高清版一同展现

《外部治理与在职消费——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1. 获取 高清版本忘记账户？点击这里登录

1. 下载图表忘记账户？点击这里登录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其中第（1）～（4）列的标准误经过White异方差调整，结果保留到第四位小数。篇幅所限，本文在估计结果中并未逐一报告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下表同。

表3是模型（1）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至第（4）列分别为“八项规定”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2011年至2016年平均处理效应的检验结果，所用的样本观测值分别为3年至6年平衡面板数据。从结果可看出，第（1）列至第（4）列交互项Treat×After系数均为负，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对于不受“八项规定”影响的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在“八项规定”实施后显著下降，因此“八项规定”确实促使了国有企业在职消费水平的下降。进一步分析可知，第（1）列至第（4）列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变大，依次为12.62%、16.69%、22.11%和26.97%。估计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增大的一种原因可能是存在政策时滞。陈潭（2004）指出，公众对政策的认知水平和理解程度越高，政策时滞就越短，政策时滞也与外在因素如意识形态、政治法律、科学技术等环境因素相关。比如，意识形态的限制越多，启动时间越长，政策时滞越长。估计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增大的另一可能原因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央对违反“八项规定”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大和监管效力提升。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在增强，这可能是由于在这之后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或进行的相关工作，如反腐、巡视等，进一步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这些结果说明，“八项规定”确实促使了国有企业在职消费量的减少，但可能高估了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