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内生性处理：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临时工比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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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管制与企业雇佣合同选择——来自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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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1）列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控制了劳动密度，第（2）列在控制了劳动密度的情况下进一步控制了生产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由于此变量仅对制造业进行调查，因此样本仅包含了制造业；工会人数占比和劳动争议人数占比两工具变量为省级层面变量，因而无法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对应

除本文已控制的变量外，现有的研究还发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密集度、人力资本水平不同的企业有着不同影响（黄平，2012；倪骁然和朱玉杰，2016；李建强和赵西亮，2020），这些变量基准回归中并没有包括，可能造成估计偏误，因此本文首先在OLS基础上控制这两个变量进行回归。表4中第（1）列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劳动密集度，度量方法参考李建强和赵西亮（2020），使用企业销售额除以员工总人数，并取对数度量。回归结果仍然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大小同基准回归几乎一样。第（2）列在控制劳动密集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使用生产员工的受教育程度度量此变量。由于此变量仅对制造业企业进行了调查，而服务业样本缺少员工受教育程度的变量，因此估计中仅包括了制造业企业，回归结果仍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