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因变量：工作家庭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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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女性知识型员工情感承诺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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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263；*表示在0.05的水平显著；**表示在0.01的水平显著；***表示在0.001的水平显著。

从表3与表4显示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FSSB对情感承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22，p<0.001)，H1成立；FSSB对工作‐家庭冲突（β=-0.334，p<0.001）、家庭‐工作冲突（β=-0.206，p<0.001）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H2a、H2b成立。家庭‐工作促进（β=0.281，p<0.001）、工作‐家庭促进（β=0.345，p<0.0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c、H2d成立；工作‐家庭冲突（β=-0.250，p<0.001）、家庭‐工作冲突（β=-0.165，p<0.01）均对情感承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控制了工作‐家庭冲突后，工作‐家庭冲突对情感承诺的影响并不显著（β=-0.086，ns)，FSSB对情感承诺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93，p<0.001）。因此，进一步进行了Sobel检验。家庭‐工作冲突同理。经Sobel检验，工作‐家庭冲突（z=1.540，ns）与家庭‐工作冲突（z=1.001，ns）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H3a与H3b未成立，那么在H3a基础上建立的H5a“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家庭弹性意愿正向调节工作‐家庭冲突在FSSB与情感承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与在H3b基础上建立的H5b“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弹性意愿正向调节家庭‐工作冲突在FSSB与情感承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也都不能成立，无需进一步验证。家庭‐工作促进（β=0.418，p<0.001）、工作‐家庭促进（β=0.442，p<0.001）均对情感承诺具有正向影响。在控制了家庭‐工作促进后，家庭‐工作促进对情感承诺的正向影响显著（β=0.294，p<0.001)，FSSB对情感承诺的正向影响有所减小但仍显著（β=∣0.439∣<∣0.522∣，p<0.001），说明家庭‐工作促进在FSSB与情感承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3c成立。在控制了工作‐家庭促进后，工作‐家庭促进对情感承诺的正向影响显著（β=0.296，p<0.001)，FSSB对情感承诺的正向影响有所减小但仍显著（β=∣0.420∣<∣0.522∣，p<0.001），说明工作‐家庭促进在FSSB与情感承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3d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