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总体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Oaxaca-Blinder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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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动趋势研究——基于CGSS2008～2015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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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给出了80和90年代出生序列的教育获得性别差异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具体从特征差异分项的贡献率来看，在80年代中，户籍、出生年份和父辈受教育程度是造成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且影响方向为正，说明它们会显著增强两个性别群体在教育获得上的隐性差异。此外，分项中可以看出90年代特征差异中贡献率最高的变量为户籍、出生年份、民族、父辈受教育程度和地区，前四个因素的数值为正，说明这四个因素的差异贡献程度会显著增大两个群体在教育获得上的隐性差异，即城镇群体中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小于农村群体，这与上文差异变动趋势结论相符。其次，出生年份越靠后的群体的教育获得性别差异越小，可能的解释为一直以来的男性偏好以及女性读书无用论影响着整个社会，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教育观念在进步，以及受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的增多，家庭越来越注重两性的教育公平。再次，汉族群体中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相对较小。可能的原因是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偏远且经济落后，因此少数民族的教育资源稀少的情况下其教育观念中的女性性别歧视可能高于汉族。此外，父辈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中子女教育获得性别差异就越小，可能的解释是父辈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教育观念越会跟随社会进步，其更追求教育获得的性别公平。而地区变量的数值为负，则说明地区变量会显著缩小两个群体间的隐性差异，因而在经济越发达的东部地区教育获得性别差异越小，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教育资源多于中西部地区，且拥有较为先进的教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