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母国、东道国制度转型同步化与中国O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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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还是抑制中国的OFDI——基于制度转型同步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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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I具有的跨国属性必然包含对来源国和目的国制度因素的讨论，据此进一步细化区域内部的制度转型特征的经济效应，表3为具体检验结果。无论是母国还是东道国的制度转型同步化（intitpe、intjtpe）都显著推动了中国OFDI规模增长，假设1b、1c得证。政治或经济制度的转型同步化特征蕴含着构建更高制度水平的要求和现实，构成企业“走出去”动力。首先，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配套展开，降低了要素流动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例如，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有利于释放政府权力，破除国内市场壁垒，提高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协天紫光等指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不断增加，正是建立在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制度改革目标的基础上[31]。此外，得益于一系列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协定，中国国有企业成为参与“一带一路”OFDI主体。其次，东道国制度转型同步化水平有助于吸引来自中国的跨国企业投资。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制度转型实践同样有助于提升国家制度水平，提升市场吸引力[32]。在单纯制度水平提升之外，制度转型的同步化强调了政治和经济制度调整的动态化特征，提升了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降低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信息不对称性与市场风险。“后金融危机”的市场衰退引发各国对外来资本的“青睐”，并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就FDI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配套措施[33]。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之前检验结果基本一致，不再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