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与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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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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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下的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采用OLS方法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行初步回归，结果汇报于表2第（1）、（4）列。结果显示，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OFDI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没有显著影响，其可能原因在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与母国企业OFDI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从而引致估计结果有偏和非一致。为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检验。一国法律制度的起源和法制制度对其金融市场的法制有直接影响（La Porta e al.，1998），国家的法律制度对其金融市场的法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法律起源基于不同的立法精神，因而对后期的司法审判质量、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执行效率有直接影响（Djankov et al.，2003）。有鉴于此，本文借鉴La Porta等（1998）的做法，选取各国法律起源（1）作为其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使用稳健标准误对模型（1）进行2SLS回归，结果见表2第（2）、（3）、（5）、（6）列。考虑到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估计和推断的一致性，本文采用多种统计检验进行评判:一是检验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P值均为0，有效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假定，Kleibergen-Paap rk Wald F检验中最小特征统计值均大于Stock-Yogo检验10%的临界值，排除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二是关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一国的法律起源或诞生于其建国时期或殖民地时期等，因此过去的法律制度起源和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直接联系，理论上法律起源变量是符合外生性条件的。且Sargan-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的伴随概率大于0.1，不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是过度识别的零假设，因此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