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OFDI影响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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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金融发展、空间溢出效应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生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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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本文分析了东道国周边国家金融发展对我国在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如表4所示，金融中介的发展存在显著的地区间溢出效应，并且地区间的溢出效应要显著大于地区内溢出效应。如表5所示，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一些空间权重矩阵下存在显著的地区间溢出效应。从金融市场规模来看，在地理距离矩阵下，周边国家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张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从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和效率来看，邻近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则显著地减少了我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此外，表6至表8的结果显示，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不仅具有显著的地区内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的地区间溢出效应。在政治环境中，政府效率的提升不仅具有显著的地区内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的地区间溢出效应；政治稳定虽然具有显著的地区内溢出效应，却不存在地区间溢出效应，与上述分析发现的金融发展的地区间溢出效应通常大于地区内溢出效应的现象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政治稳定性多与一国政权及意识形态相连，对邻近国家的外溢难度较大；腐败控制力度虽不具有显著的地区内溢出效应，但却具有显著的地区间溢出效应，即邻近地区控制腐败力度的加大会显著减少我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这说明我国投资者存在利用管制缺陷实现短期利益的情况。从法律环境来看，虽然东道国法律环境的改善对我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显著促进作用，但邻近国家法律执行力的改善却可能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综上，本文发现除了政治稳定性外，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和金融环境改善的地区间溢出效应均大于地区内溢出效应，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存在紧密的地缘关系和贸易联系，周边国家的金融集聚放大了金融发展对东道国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