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7代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均流动次数变迁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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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制度变革与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变迁——来自我国6类项目人才履历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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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流动次数占比指在某时间段内出生的人数中，某个流动次数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为进一步探索学术制度变革与7代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频率中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进而分析7代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均流动次数变动情况，详见表2。从中可以发现，从20后到8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均流动次数整体呈依次递减的分布趋势，即2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均流动次数最高，为2.36次，8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均流动次数最低，为1.13次。这或许与20后到8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工作年限差异有关。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学术职业工作年限与工作流动之间具有正向关系，较早毕业进入学术职业者拥有更多的职业流动经历[11]。也就是说，年龄较长者的流动频率通常高于年龄较小者。但统计分析同样显示，5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次数均值（1.83次）高于40后（1.78次），这又意味着除了年龄这一结构性因素外，流动频率还受制于其他年代因素。如果将大学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年龄认定为30岁，那么这两代人的入职时间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否可以认为，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聘任制改革可能极大地推动了50后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性，使其流动频率超过了40后大学高层次人才。如果这一推断成立，则表明学术制度变革对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频率的激励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年龄因素的约束。为进一步探究此问题，本研究对有1～4次流动经历的大学高层次人才绘制折线图（有5～7次流动经历的人数较少，故没有绘制），如图3所示，从中发现1960—1969年出生和1970—1979年出生的60后和70后带来了拥有1～2次流动人数变化的高峰，拥有3次流动经历和4次流动经历的人数尽管较少，但也有一个小峰值，由约在1961—1965年之间出生的60后大学高层次人才构成，1965年前出生的60后而非更早的几代人带来了拥有3～4次流动经历人数变动的高峰。据此基本可以判断，学术制度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年龄对流动频率的制约，尤其对50后和60后的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频率的激励效应明显。